5月，从12日这一刻起，成为了举国同悲的日子；而新闻，这一刻，也只有一切与地震相关的才算得上新闻了，人们的视线、心灵都被受难的同胞深深牵动着。

在国内的新闻门户网站上，5月12日至19日的一周新闻点击量排行中，位于网页上可见的新闻事件中，清一色全部是有关地震的消息，第二周，即5月20日至27日，仍有90%的新闻与地震相关。

生活并不会因为灾难而真正停滞，就在5月12日那天，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5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也是这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8.5%，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创下自1996年7月以来近12年次高水平。

在这一天，股民卓应渠正在考虑手头的股票是否抛出；在这一天，小苒苒的妈妈正在焦急地等待医院排查，她发现了苒苒的手和脚起了疱疹；在这一天，袁爱平仍在悲伤与无奈中追查着丈夫死亡的原因，她的丈夫就是阜阳市颍泉区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李于3月13日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内蹊跷死亡；在这一天，北京一名火车司机王铁山接受某周刊采访时表示，胶济铁路事故的发生是早晚的事情，只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还有一些新闻当事人在这一天安稳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周老虎”周正龙这会正在家里盘算着如何进军娱乐圈，还打算让儿子扮演《正龙拍虎》；针对108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在3月份曾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5月份，恰好是张市长抓紧时机让项目赶快上马的好机会。

至于发生于50年前的5月份的那场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2008年的这个初夏，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历史还来不及对历史进行清算的时候，国人的肩上，又扛起了新的灾难。

“四川地震允许媒体自行进行采访报道，是一次开放的新闻大战，所有的媒体都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其它一切新闻让位于地震并不奇怪，这是媒体的一次自觉的选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师麦尚文这样说。在他看来，只有当关于地震的新闻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达到饱和的峰值之后，公众产生的信息疲劳、媒体心理创伤会反过来要求媒体必须有新的信息呈现与之相适应。

麦尚文的预测不无道理。这场大难发生近一个月后，新闻从业人员老林突然想起美国著名记者和报纸经营人约瑟夫·普利策说过的那句话：“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被弄清。”

蓦然回首，很多事件仍然没有完结，重拾这些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新闻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却地震大难带来的伤痛，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关切灾区的生活，这只是媒体和大众的又一次自觉选择。欢迎订阅南都周刊，邮发代号45-139。网络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山东人这次的执拗与固执让人吃惊。

今年3月1日，山东省有关领导高调宣布将在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并提出了890万元的高额悬赏建设方案。随后，这个号称投资300亿元的疯狂设想，连同“69位院士的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等标签，在接下来的两会期间，遭到了众多政协委员的签名反对和媒体舆论的广泛质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痛斥说，“中华文化标志城”妄图打着文化名义来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更有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民间舆论则集中在“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么被当作政绩大厦的碎石？”

学界也卷入了此次标志城风波。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参与了该建设方案的设计，他提出的“文化副都”概念成为众矢之的。但他连续接受媒体专访时姿态高蹈，称将不辜负教育界同仁的期望，“当炮手还是当炮灰，我无所谓”。

一切似乎都对这个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宏大愿景不利。媒体调查显示，3月9日，该文化城建设办北京联络处悄然撤离北京风景优美的凤凰台饭店，全球公开的800电话也被撤销。

出人意料的是，到了3月12日，济宁市市长张振川突然表态强硬：“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

此后，在又一轮小规模的言词混战后，关于“标志城”的讨论进入了舆论低谷，汶川大地震则使标志城的公众关注度彻底进入“冰冻期”。

公开的消息显示，标志城的设想并未在此次舆论轰炸下胎死腹中。5月13日，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标志城规划建设办主任出席了专项调度会并发言；当天的《济宁日报》还报道了810万济宁人民正紧紧抓住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历史性机遇”。甚至连今年当地的儿童节为了“配合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特别举行了中华经典古诗文诵读活动。

该设想依然得到了山东省高层的力推。据了解，标志城项目将是今年9月举办的2008山东文博会的主打项目之一。其中，设在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的济宁会场展区，将突出展示和宣传推介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项目，围绕该项目，还将举行项目的招商洽谈、论坛峰会。

甚至，配套设施也随之大踏步前进，今年9月，“济宁曲阜”机场将投入使用，旅游者被设计为该机场的主要客源。

两个月前铺天盖地的批评声，曾让山东人无比尴尬，但目前看来，他们似乎仍然有信心在标志城建成之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媒体面前，并力图凭借其“实干精神”，将尴尬的笑容甩到反对者的脸上。

尽管如此，标志城遭遇的争议表明，在觉醒的公民意识面前，纵然“绑架”了圣人孔子，复古主义的旗号已经难以做到应者云集，更多的，它已被视为一种缺乏进取精神的“文化寄生”。更有论者认为，济宁方面在地震救援当时，推出某些言论，简直就是在同舟共济之际，实行暗渡陈仓之事。只是，那个时候，大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这些而已。

与饭钱有关的日子

南都周刊记者 石磊

回过神时才发现，就在过去的这个5月，股市的神伤和涨价的故事还没讲完。

猪肉可以省点儿买，牛奶可以省点儿喝，但米饭还要吃，食油还得用，连你在犹豫买不买的房子，价格都开始回升。

国家公布2007年的CPI才4.8%，但是央行年初的通胀预期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老百姓的通胀感受却高达30%，调查表明，2008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也维持在较高水平，4月份的CPI高达8.5%。虽然，有研究机构预计食品价格回落将使CPI继续放缓，但今年5月份的CPI可能还是会在7.5%左右。

就算你不知道CPI是8.5还是7.5有什么意义，最实在的感受是，钱包里数得清楚的钱，能办的事儿在一点点减少。这个感受，有近两成的广州市民在6月初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尤其是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市民，他们感觉到，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同程度下降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彦云则不给大家留幻想余地，他说CPI上涨趋势依旧，没有出现回转迹象。物价、粮食、能源、原材料等价格都在上涨，CPI回落是需要氛围的，即使现在CPI的短暂回落，总体并没有出现扭转性因素。

而与钱袋子相关的股市，也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地震前，上证指数在3400左右徘徊，股民有骂证监会的，有骂无良机构的，有精神抑郁的，据说还有跳楼的。地震时候，大家关注同胞苦难，开始一轮“爱国市”。然而爱心并不能改变手中股票的价值。股市如今已经成了“鸡肋行情”，该是3400点附近散步，还是不会变，股民该亏本还得亏本，该回家做饭还是要回家做饭(有调查机构称，股市不景气，许多股民开始降低消费，甚至不在外面就餐。)同样，我们该反思的股票市场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还是需要反思，不能因为中断过一阵子，我们就忘了，毕竟钱是平常百姓的心头肉。

回到吃饭问题上，专家们说，地震对CPI影响不是太大，它对生产力供给没有大的影响，对整个价格体系影响不是很关键。但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显示，目前国内经济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仍然在突出位置。通货膨胀，有压力，未解决。

“周老虎”第四季登场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截至2008年6月6日，距曾经沸沸扬扬的“周老虎”事件发生之日已经248天，中国的网民和媒体大概已经对此事“审丑疲劳”了。

一直跟踪此事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谭人玮目前人在四川，忙着地震报道的事情，对于“周老虎”，谭人玮一声叹息：“我已经很久没有再跟这个事情了！”同样一直追踪“周老虎”的《新快报》记者邓毅富也表示近期没有跟进此事。

从北京专家与陕西农民比拼脑袋到“年画虎”与“周老虎”对质，再到遥遥无期的国家权威部门鉴定，追寻真相似乎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一到关键时候真相就转移了。如果没有最近这则新闻，很多人已经相信周老虎在没有结局的结局中淡出视线了，然而，现在新的剧情--第四季闪亮登场了。

5月25日新华社消息：“浙江金华法院驳回周正龙上诉，虎照案庭审将开始。”

今年1月14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分别受理了义乌市威斯特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诉“华南虎”拍摄者周正龙与陕西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名誉权纠纷案件。对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周正龙拒绝签收。针对周正龙的拒签，义乌市法院又委托陕西省镇坪县法院将材料送达周正龙，之后，周正龙提出管辖权异议被义乌市法院驳回。周正龙不服，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该院已审理终结周正龙提起的上诉，终审裁定周正龙提出的级别管辖异议不能成立，驳回上诉。此前，陕西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的上诉也被金华市中院驳回。义乌市法院将启动华南虎照案件庭审。

华南虎照案件即将开庭的消息淹没在关于四川地震的报道中，并未引发新闻追踪的热潮，但在新浪网,该条新闻仍有不少评论，有网友赋诗曰：“冬去春也过，秦人多神伤。老虎不现身，夏眠多舒畅。义乌法槌响，骗子上了堂。早知如今事，何必当初狂。”还有网友称：“看到一点点希望，现在就关心两件事，一是赈灾，二是周老虎。”

前日中午，记者终于拨通了关克的电话，对于他被停职的传言,关克予以了否认：“我没有在工作，那我干吗呢？”至于其它内容，关克一概表示不知道。而周正龙的电话则一直无人接听。

“打虎英雄”傅德志说，他现在忙着打国际周老虎——“全老虎”。他所指的“全老虎”是“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的发起人和创办人全莉。傅德志认为南非圈地养虎，不过是借着养虎圈钱。“全国各地都在造假，都和争取野生地启动资金有关，3000万的启动资金，是当地政府的某些人‘造假虎’的动机。正是在这个利益的驱动下，全国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假老虎事件。”傅德志对此也做了大胆的猜想。

对于周老虎，傅德志执着地相信会有水落石出之日：“地震是天灾，假老虎事件是人祸，我认为天灾是终将会过去的，但人祸不能姑息，这是涉及国格、尊严的事情。”

手足口病狙击战

南都周刊记者 张守刚

5月14日，女护士王黎在安徽阜阳接到父母从震区打来的报平安电话，禁不住热泪盈眶。王黎的家在北川，10多天前，她来到阜阳，支援抗击这里肆虐的手足口病疫情。

无疑，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手足口病是最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之一。5月9日，也就是大地震爆发的3天前，根据卫生部通报，全国感染手足口病的病例近25000例，造成了至少34名患儿死亡。

此次手足口病的“震中”在阜阳，曾以“劣质奶粉”事件名噪全国。4月30日，安徽阜阳患此症的病例一度达到了惊人的2477例，死亡20人，阜阳成为名副其实的“伤城”。此后，发病人数从峰值上开始回落，5月21日，一度被封园的16所省、市级一类幼儿园大班开始复园，当天入园率达到90%。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行动，人心稍安。

但形势依然严峻。5月27日，人们的视线仍被震后救援所牵绊时，阜阳市新增报告手足口病45例。同日，山东济南市也新增发病数40例。上海、广东、海南等省市也不断发现新的病例。

目前，世界上仍然没有针对该病的疫苗与特效治疗药物。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李德新研究员说，国内相关的疫苗研发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但研发成功仍有待时日。

专家警告，6月至7月份是手足口病的发病高峰期，其间我国部分地区的手足口病疫情还可能上升。

疫情远没有结束，追问也不能结束。发生“劣质奶粉”事件之后，受害者为何又是儿童？甚至，最早察觉疫情的为何还是同一个人？而在5月下旬，阜阳仍有不少地方卫生工作难以达标。“阜阳市手足口病防治工作指挥部”在政府网站上发布通报信息说，督查组在暗访时，发现“街边有不少污水沟，街旁的旱厕卫生状况较差，臭味刺鼻。”阜阳在努力。各地方政府和民众也要努力，毕竟这牵涉着我们最为关注的公共卫生安全。

许霆案结，反思未了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5月22日下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许霆恶意取款案二审开庭审理后，当庭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霆仍将获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173826元。这个一直以来的头条，在很多报纸上只是小小的一块。

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终审，与学者贺卫方所估计的那样，公众似乎也认可了这样一个结局，但贺卫方认为：“这还是一个悲剧，没有悬念意味着中级法院判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和各级部门协调过，请示过，这是一个各方面综合的意见，但真正的司法独立并不允许判决的单位事先做沟通协调，而应该保持独立。”

从案发到终审判决，许霆案历时两年一个月，一个普通打工仔的命运就这样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2006年4月21日，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ATM机取款。发现自己取了1000元，ATM机却只在卡里扣划了1元。此后一天之内，许霆从这台柜员机先后取出17.5万元，随后离开广州。在外潜逃1年之后，许霆于2007年5月被警方抓获。

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许霆犯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175000元返还给银行。判决一出，舆论哗然，17.5万元判处无期徒刑，这位年轻的小伙子要为一念之差付出一辈子丧失自由的代价，相对于有些贪官一下子贪污了几千万上亿才判了无期徒刑，而许霆在取款机上是取钱，不是通常所指的盗窃，也不是抢劫，为什么判了无期？公众的直觉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发出疑问。

随后，学者和媒体的介入让事件一时间成为坊间热点，也因此而触发了一场关于司法公正的讨论。贺卫方作为全程跟进的一位学者，多次就许霆案发言，借此反思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的难点和问题。

2008年3月31日下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许霆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其未退还的非法所得17万3千多元。宣判后，许霆提出上诉，因此，有了5月22日的这一场终审。虽然许霆的父亲仍然坚持认为儿子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表示还要继续申诉，但公众的关注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参加了旁听的王先生就表示，此案到此已经圆满结束，这样判决也比较合理。

贺卫方则指出，一个许霆的命运也许就此告一段落了，但是还有许多个许霆该怎么办？他希望对所有的许霆都能改判轻判。目前，有云南许霆之称的何鹏父母仍在申诉、上访当中，已经坐了七年牢的何鹏，能否成为下一个“许霆”，这是许霆案未了的一个悬念。

最后一位举报人？

南都周刊记者 张守刚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当天，另一条重要新闻被淹没了。

当天的《中国青年报》披露，此前蹊跷死亡的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其由阜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死亡鉴定书存在巨大缺陷。“死亡鉴定书一定要有鉴定人的签名，这是技术性要求，只有法医才能作出这样的有效鉴定，仅加盖单位印章是不够的。”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说。

而另一位法医说，鉴定书“自缢身亡”的结论下得太简单，法律上一般会将这类死亡描述为“机械性窒息死亡”或“外物勒颈死亡”。

2007年，《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最早曝光了豪华的阜阳市颍泉区区委区政府新大楼，此楼被阜阳当地百姓称为“白宫”，引起社会舆论的声讨。今年3月13日凌晨4时55分， “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蹊跷死亡。李国福生前曾多次到北京举报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

上级有关部门不是没注意到该事件。《中国青年报》4月22日发表引起强烈关注的《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调查》后，5月上旬，安徽有关部门已经派员去阜阳调查，但死者家人称，并没有任何调查组成员与他们或代理律师接触。不了了之，或者将是此事件最可能的结局。

专家表示，目前国内法律对证人、举报人的保护方面只有一个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内容上是一片空白，这使得举报人得不到相关机关的保护，打击报复的案例层出不穷。相关人士呼吁，应该尽快出台《证人保护法》。

在“无尽的爱”等祭祀网站，李国福的虚拟纪念馆前香雾缭绕。众多前去祭奠网友都有一个共同心愿：莫让李国福成为“最后一位举报人”。

铁老大的反思

南都周刊记者 张守刚

铁老大备受诟病已久，但，以72人瞬间殒命的巨大代价，仍让人愤怒。

4月28日，山东淄博临时修建的大S形状胶济铁路轨道处，北京开往青岛的T195次列车突然脱轨，甩出的车厢与烟台至徐州的5034次客车相撞，造成建国以来最惨痛的铁路事故：72人遇难，416人受伤。

原因调查结果是“济南铁路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以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造成列车超速。事件发生后，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被迅速免职。几日后，原济南铁路局主管运输的副局长郭吉光及几名调度员、值班员、司机等6人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但此举仍难以平民愤，有网友表示：“不要一出问题就抓老百姓，领导应该好好反思，铁道部长应该第一个反思。”

惨剧发生10日后，铁道部派出6个督导组对下属的18个铁路局展开安全大反思、大检查活动，诸如此类的措施，难摆脱官样文章的嫌疑——去年以来胶济线相继发生“8·31”、“9·16”、“1·23”等事故后，哪一次没反思，没检查？但惨剧为何一再发生？

虽然有了512地震转移了大众的视线，但到底反思出什么结果是否还是需要有个交代？铁路运输，人命也关天。

“大跃进”的幽灵

南都周刊记者 刘子超

1958年，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在革命和生活不分家的时代，这场“大跃进”运动既是“干革命、搞生产”的象征，又是6亿中国人民不可选择的生活底色。

距离2008年5月，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风起云涌的“大跃进”似乎已经沉入历史的河流或是淹没于痛苦的五月灾难，但在宋雪松那里，记忆仍然是那么鲜活。

十几年前，他开始搜集新中国出版物，如今家里已经摆满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类语录、报刊、书籍和宣传画。最近，他找到了一本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他说，这里面都是“大跃进”时期的见证。

当时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民歌创作的高潮。前后大约两年，许多地方要求下自七八岁的娃娃，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要人人写诗，还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的口号。

宋雪松说：“‘大跃进’的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的狂热、浮躁。”比如，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用阿城的话说，这已经到了背离常识的程度。陕西安(搜吧) 康的一首《我来了》则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很多年后，回忆起那个“火热”的时代，学者张鸣仍然感叹，“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

尽管走过了50年，但在张鸣看来，“大跃进”的幽灵仍然潜伏在我们的时代，仅仅是不再像新民歌里唱得那么显而易见了。

近些年尘嚣直上的高校改革就是“大跃进”文化的灵魂附体。张鸣说，“从前是“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浑沌和疯狂度是一样的。”

除了高校问题，“大跃进”的幽灵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据说全国661个大中小城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更有无数“政绩工程”需要立刻上马，立刻实现；而在民间，也还有很多“数字文化”，某些名人利用刷数机给博客增加无数浏览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8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曾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在这些美好得近乎天真的逻辑背后，是领导者心中狂躁的乌托邦梦想。

或许对于一般民众，很多人未必真正相信乌托邦。他们更多的是身处其中而没有选择的自由。学者秦晖认为，乌托邦只有在一个没有选择自由的环境里，才可能演化成整个国家的悲剧。

秦晖说，“任何理想不管是不是可以实现，都是个人的一种思想，个人可以为这种理想奋斗牺牲，但不能强迫他人。”反思“大跃进”，不只因为它是乌托邦的狂想，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因为它是一种强制文化，夺走了人们与生俱来的选择自由。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从追求尽善尽美而得到较善较美的过程。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强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并不以强制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为前提。以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来强制你是错的，那么以一种能够实现的理想来强制你是不是就是对的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张鸣说，“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这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

老帕中国行

南都周刊记者 张守刚

喜欢低调的老帕也许觉得幸运，因为，大地震让他的中国之行媒体曝光率大打折扣。但对热爱老帕文学的人来说有些忙，又要关注地震又要追寻大师。

马不停蹄，11天的行程，这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把足迹留在了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在北京，他签售所得全部捐给灾区，在杭州，他仅仅逗留了三个小时。各地等待他的是连轴转的采访、演讲、宴请，这位五十多岁的人太累了，甚至恳求：“请让我在车上打5分钟的盹。”

他最郁闷的是私人空间的严重挤压。头等舱往返机票、五星级酒店……这都是帕迷们喜欢打听的八卦。而最大的八卦无疑是，他此次带着女友同游长城--他的女友是印度著名小说家姬兰·德赛，曾获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布克奖。

临走之前，他说：我会把中国写进小说。

如果有时间，趁着帕慕克来华的时候，我们顺便比照考察一下中国的文学创作，考察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许是个有趣的事情。